关于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前人做出了大量研究。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相辅相成地运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对语言的使用有很广泛的描述力，是人们在会话中尽力遵守和维持的策略。礼貌既是一种普遍现象，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又是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从而导致交际失败。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因为，词只有在它们使用的文化中才有意义。
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和实现方略。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谦逊准则要求人们尽量减少对自己的表扬，尽量贬低自己。西方文化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因而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提倡“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汉文化中的“礼貌”植根于儒家“礼”的传统，强调“贬己尊人”和“中庸”，提倡谦虚；而西方文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统的影响，强调个体和个人价值，提倡个人的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礼貌方式影响到英汉两种语言的跨文化交际。如果把一些汉文化认为极礼貌、极客气的词语带入英语会话，如：“请光临寒舍”等，只能使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话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样做虽然遵守了谦逊准则，但却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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