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

总结：“中国的经济已经商业化了，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经营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如介入跨地区贸易的钱庄、字号和商会的成长，以及地方市场网络密度的增加，企业家才干的提高。“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前现代化的最后三个世纪里，涌现出远比以前多得多的私人经济组织；这里既有量变，也有质变。特别是，乡村工业通过愈益细密的市场网络而得以协调，城镇工业通过这个网络而获得原料和顾客并形成大批雇用工人的新结构”（佛兰克：《白银资本》，第299页）。费正清先生说：“中国在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些的话，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地区的供应品，可以用来满足其他任何地方的需要，……好比说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或者中国商业革命的起步。……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层都还有层层的掮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国内外有很多论著对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市场商业的革命性变化讲了很多，而对亚洲方面，比如中国市场的发展，只讲南方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北方市场的发展及通过陆路对欧洲贸易则谈得比较少。其实，中国北方的商品化、城市化发展在明清时期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明代北方的商品化、城市化发展，与明朝北部边防建设有一定联系。当时长城沿线驻军80余万人，军马30多万匹，每年军需物质供应浩繁，政府实行开中法，以食盐贸易特许权，带动了物质北上，推动了农业的商品化。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先生在他的《山西商人研究》一书对此有比较详尽的研究。我在拙文《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研究》也讨论过当时北方商业贸易的情况。据史料记载，明代宣府镇“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庄、苏杭罗缎庄、潞州绸庄、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棉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宣府镇志》，嘉靖版，卷20）。至于北京，更为可观，据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1961年实地考察，“北京的工商业会馆，成立于明中叶的很多。如山西平遥颜料商所建立的颜料会馆……当在明万历以前。……还有山西临汾、襄陵两县油、盐、粮商建立的临襄会馆。山西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等五行商人建立的临汾东馆（亦称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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