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

1000匹，天鹅绒117万张，亚麻布57万俄尺，羽纱2.6万俄尺。据统计资料，道光朝是恰克图市场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0％-60％，19世纪40年代贸易额有时超过60％，据《中俄贸易之统计的研究》，1844年，中国对俄商品输出入分别占全国商品输出入总额的16％和19％。对俄贸易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参见拙文《山西货币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贡献》，《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49页）。
1821-1850年，中国方面向俄输出每年约在800万卢布上下。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是由一种白银的粗制品以“工艺品”的名义来支付的，因为当时俄国禁止输出白银。而这种粗糙的“工艺品”大部分是俄国从汉堡或莱茵河上的法兰克福输入的，称为汉堡银，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后，铸成元宝银，投入国内金融市场（同上）。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北部边境，政府管理得较松；而在东南沿海，由于海上不靖，所以管理较严，很长时间只许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但是，实际上民间公开的或走私的贸易在当时是无法管住的。
另外，中国商人介入国际贸易有一个特殊的渠道，这就是纳贡贸易。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把亚洲历史看作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北亚有一种中心——边陲关系……与邻近的印度贸易相联接”（转引自佛兰克：《白银资本》，中国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长期保持一种藩属纳贡关系，这种纳贡关系的基础是商业交换。也就是说，纳贡与贸易是相联系的一种共生关系，日本等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长期是靠纳贡使团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同时，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商的迁徒，与这种贸易网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滨下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纳贡贸易，还有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中介贸易，从而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它从这个网之外大量吸收商品。据说，中亚商人经常带着仿造的公文，冒充政治使团去“朝贡”，其实是从事平凡的贸易活动，利玛窦就说过这类事，明朝官方文件也承认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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