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明朝中期，当铺、钱庄已经遍及大江南北，清代又有印局、账局和票号产生。当时中国的各大商帮大多经营有当铺和钱庄，但是都没有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数量多，地域广。早在1765年（乾隆三十年），仅苏州一地就有山西商人经营的钱庄81家（《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现在有名的苏州旅游景点“全晋会馆”，就是当年山西货币商人行会所建的会议场所。而且山西商人经营的印局、账局和票号，是别的商帮所没有的，特别是遍布全国各地以至国外的分支机构，更是其他商帮所不可能做到的。除了京城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以外，在偏僻的边远地方，都有山西银行。如四川的巴塘、里塘、雅安、打箭炉，西藏的拉萨，云南的昆明、蒙自，海南的琼州，外蒙古的库伦、科布多，新疆的迪化，东北的满洲里、齐齐哈尔；在国外，东边有日本神户、横滨、东京、大阪和朝鲜的仁川，北边有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南边有新加坡、印度的加尔各答等等。山西货币商人，包括经营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等金融企业的商人，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清中叶已经有了很大的金融创新。他们与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创造伦巴第银行业务一样，在中国金融史上曾有过重要的贡献。这种创新对现代金融不仅具有前驱意义，而且对现代金融创新的启示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1912年11月，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对山西银行业界的一次演讲中谈道：“英之金钱商，与吾之炉房类，姑且不论。若以意大利自由都府之钱商与吾票号较，则其相类处有四”，一是与商业企业往来不少，但吸收官款存放，并与帝王贵族往来者居多；二是利用各地币制不一平砝的差异，压平擦色，从中渔利；三是出票慎重，信用卓著；四是同时发生在十七世纪以前，时代背景相同。
1.山西银行的金融工具创新。在中国，9世纪（唐后期）使用汇票。明末清初，票据有以下几种：①凭帖——本票；②兑帖——本铺出票另铺兑现；③上帖——当铺钱庄之间相互协议兑现；④壶瓶帖——不兑现支票；⑤上票—非钱庄出的凭帖，信用较差；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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