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主义认为，在国家非生产性前提下，为了筹集用于纯粹消耗性支出（如战费）的费用，不管是征税还是借款，效果是相同的。巴罗进一步认为，通过发行公债的政府融资仅仅是延迟了征税，即虽然政府以公债形式融资支持部分财政支出，从而减少了当期的征税，但由于债务终究是由未来的增税偿还，因而它与现时税收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即等价）。进一步的结论是，在政府财政开支不被削减的情况下，预算赤字的增加应会导致正好与赤字相配合的储蓄的增加。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对外战争的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巨额赔款以及浩大的军费、腐朽的封建支出等已使清朝财政一蹶不振，财政负担日益繁重。至甲午海战，清政府的财政已经枯竭；而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逼迫清政府在短期内支付巨额赔款和还辽费；不久，帝国主义各国又向清政府勒索一笔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此外，甲午败绩，使清政府深信武力的大规模现代化刻不容缓：新式军队的操练，对中央及督抚来说，俱为额外的财政负担。这些非常支出，远远超过了清政府财政负担的能力。甲午战后中国财政的特征，是“出入平衡的长期破坏”。清政府费尽心力，谋求增辟财源以应急需。而清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利用国债这一近代经济杠杆，而是采用增加税收和大举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如税收方面，盐课剧增，1891年盐课为743万两，到1911年预计达到4500余万两，20年间增加5倍，导致食盐滞销，盐法紊乱；厘金大增，1891年为1632万两，1911年预计可达4319万余两，20年间增加1.6倍等。大举外债方面，1895年清政府向俄、法借款；1896年和1898年又向英、德借款，款额约共三亿两，从而每年还债的本息逾2000万两，约占国家岁出1/4以上。（注：[台湾]何汉威：《京汉铁路初期史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这些外债，资本主义列强都附有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而清政府把这些外债也主要用于赔款、武装军队等。增加税收，使城市工商业和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在繁重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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