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公债的经济分析

税重压下贫困潦倒；大举外债，“多论磅价，折耗实多”，“前以种种吃亏”，“今闻各国争欲抵借，其言愈甘，其患愈伏”。（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第1、6页。）由此，清朝政府从1894年起因“海防趋紧，需饷浩繁”，“为筹借华款”等原因，逐渐在使用税收和外债手段弥补财政的同时，认识到“凡一切讲武训农通商惠工之实事刻不容缓，需款正多，舍己求人，终不可恃，无论洋款何如，华款总当并力图之，专责任之，克期待之，志在必成，”（注：同上书，第7—8页。）把发行公债作为“今之急务”。
由此可见，对晚清政府来说，发行公债是弥补财政赤字、优于征税的一种较好的方法。弥补财政赤字有三种做法：增加税收、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政府举借国债。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就只好迫而借债。……在危险临到的瞬间，就得负担一项马上就要的大费用；这费用是不能等待新税逐渐地慢慢地纳入国库来应付的。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除了借债，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72—473页。）因此，陶尔顿（H.Dalton）曾有“国债乃战争留下之纪念品”（注：李厚高：《财政学》，台湾三民书店印行，1967年版，第273页。）的概括。用增加税收来弥补财政赤字除了时间滞后的原因之外，税收还是一种强制、无偿的方式，并不是自愿的纳税人和政府的市场交易，清末增加税收已经引起盐法紊乱、厘金大增、城市工商业和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广大民众贫困潦倒等后果；向外国银行借款又附带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对整个国家安全和当时的社会经济都“其患愈伏”；而发行国债是一种自愿、有偿、灵活的方式，国债发行只涉及资金使用权的让渡，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没有改变，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举借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更为有效。
从李嘉图等价定理来看，清末公债的发行虽然具备李嘉图等价定理所认为的前提与条件，即封闭经济（清末的自然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和政府活动非生产性（发行的公债主要用于偿还战争赔款），但并不能说李嘉图等价定理适用于清末公债。因为清末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战争赔款、债券市场不完全、未来税收的不确定性等事实都动摇或否定着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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