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朱鎔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的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现在说起这事来，仍面露愧意，“我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现在我能理解了，真是很难为他。”
尽管朱鎔基没有时间尽一个导师的职责，但他还是尽力为杨宏儒提供一些增长见闻、锻炼能力的实践机会。杨宏儒回忆说：
“他在上海的时候，我曾去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把我交给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让我们一起研究上海市工业状况。那时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各种产业、企业应该怎么搞都是很清晰的，那时都还是国有企业，好象怎么做都是一大堆矛盾，我想他可能是希望我能拿出些东西来，对他能有所帮助，但可能是我当时太年轻，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想法，所以写出的东西比较表面化，有些东西过于抽象或是追求一种模式，不是特别符合实际应用。虽然最后也写出了一大摞的研究报告，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看不进去。”
杨宏儒现在重温此事仍不无遗憾地说，“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诲人不倦的院长
对于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业务负责人李山来讲，朱容基对他的教诲则是影响了他的一生。
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在为经管学院毕业生饯行的宴会上，刚刚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出国项目的李山，走到朱鎔基面前，告诉他自己将去美国留学，朱鎔基问：
“哪一所加州大学？是×××当校长的那所吗？”
“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李山回答。
“你学成一定要回来。”朱鎔基叮咛道。
“没问题，我出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一定会回来。”李山说。
“不是政审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朱鎔基加重了语气。
“那我应该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李山开始认真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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