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致富农民入手，率先推行农村改革，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工业化、城市化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 也是一个容易忽略“三农”问题、导致社会各类矛盾凸显的社会敏感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指针。
一
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特殊的过程。建国后，为了能够快速有效地实现强国、自立的目标，我们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当时的资源禀赋状况相冲突，使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通过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工业化初期我们实行的是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在这一关键时期，要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问题，否则会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前几年，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下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正是基于此，党中央及时提出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并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2005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三农”工作迈入新境界。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这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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